詹丹丨《山行》等古诗三首的组合式理解
《山行》等古诗三首的组合式理解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詹丹
古诗词出现在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的课文中，大多不是以单篇而是多篇，组合成一课。有二首也有三首成组的，但三首一课，最常见。既然组合为一课，就需要整合起来进行解读，相对而言，三首成组有较大的阐释空间。如果是二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二元对立，过于明显，阐释起来也许就容易流于机械。但二首之外再加一首，为二元对立提供一种变式，产生的思维张力，在错综中容易形成一种更立体的感受。抽象讨论意义不大，这里举三年级教材中，把杜牧的《山行》、苏轼的《赠刘景文》和叶绍翁的《夜书所见》三首诗歌作为一组的课文来讨论。
这一组诗，作为第4课，放在三年级上册的第二单元。学生秋季入学，而这三首诗，一般认为都是描写秋景而被组合在一起。同一单元中，另有两篇散文《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秋天的雨》和一首新诗《听听，秋的声音》。以文本对应学生的日常生活，强化了秋的氛围。如果要考虑整个单元的组合理解，当然可以把古诗三首中的意象以及语言处理方式等和现代诗文对照起来加以体会，但这里限于篇幅，只就古诗三首谈我的看法。
为讨论方便，先把三首诗引用如下：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赠刘景文》）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夜书所见》）
对这里的三首，单单从不同的标题切入，也可以给出理解的对照性提示。
虽然可以认为描写的都是秋景（也有认为《赠刘景文》是写初冬时节），《山行》和《夜书所见》似乎都是在强调特定环境中的一个瞬间感受，一种审美或者情感意义上的心灵触动，抒情主人公也都有自己的具体定位，比如山行的道上或者客游的他乡。而《赠刘景文》却更着眼于长时段的价值领悟，也很难说这里有抒情主人公的具体定位。但是，《赠刘景文》强调的一种色彩感，在最后一句凸显其全部的感人力量，所谓“橙黄橘绿”，似乎又更接近《山行》结句的“霜叶红于二月花”，那种对夺人眼球色彩的有力捕捉。相形之下，《夜书所见》结句的具体，是与黑暗对比出的那种灯光的诱人，与前二首中色彩的呈现差别较大。
但是，把《山行》和《赠刘景文》共有的色彩感联系起来理解，毕竟留意了表象。倒是《山行》和《夜书所见》的那种具体环境的设定，具有更重要的时空制约的同质性。诗中展开的景与情的关联，是自然顺畅的，几乎没有一种笔触的跳脱感。比如，前人曾梳理《山行》的推进思路大致是：
从山行直起，初见唯白云而已，至白云深处，因有人家，故偶然停车子小憩，坐看枫林，嫣然可爱，较之二月花，更觉红艳，成绝好一幅秋景图，所谓诗中有画者也。（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卷四）
也就是说，虽然起句的“远”，“寒”，还有“斜”，给人下马威般的不适和焦虑感，但白云深处“人家”的出现，又给人内心以很大的安慰，暂时停车欣赏枫叶，固然是霜叶可爱，但也跟心情的放松有相当关联。于是，第三句带有转折意味的关键，不仅仅如元人谈到绝句一般意义时议论的，说是“婉转变化功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载《诗法家数》），而是此诗中，把霜叶胜于春花的美与诗人有放松心态来欣赏这种美的理由，一并呈现了出来，只是因为一是明写，一是暗示，才让人更有了回味的余地。但不论明写还是暗示，都是在特定情境中发生的，都有着具体情境中可以揭示的前因后果。这种具体情境的制约性，在《夜书所见》中同样清晰可辨。但苏轼《赠刘景文》一诗则不然。那种具体情境下的客观制约性，似乎被作者流荡其间的主观思绪超越了，使得这首诗在这一组中，多少显得有点另类。
苏轼重点是写秋天的色彩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说是，不但因为强调“橙黄橘绿”的“最是”，凸显了在全诗以及一年中所有季节的特殊位置，而且，第一句写到的“荷”，第二句写到的“菊”，恰暗示了曾有的绿和黄两种色彩。那么，随着季节转换，花的凋零和色彩的淡出，似乎又被“橙黄橘绿”的出现弥补了、涵盖了。
说不是，是因为色彩不过是这首诗表面肌理的前后照应。当荷、菊、橙橘依次推出时，其实是把物的“已无”和“犹有”之间进行了一种替换或者说深度整合。荷花被残剩的菊花替换，其实是以一种枝干的傲霜品质替换了形态的、当然也是色彩的审美价值，但也不会因此而有所遗憾。因为当诗人最终把“橙黄橘绿”引出时，淡出的色彩又被召回了，而色彩背后的果实的实用价值，也被引入。这样，“犹有”是对“已无”的替换，也结合进“最是”的更多的有中，从而形成多种价值的叠加和整合。
有学者认为，“傲霜、进用这两层含义与赠给年近六旬的刘景文的背景互相呼应，因此题目对理解诗意至关重要”（李贵《苏轼诗文精读》）。当时苏轼也已50多岁，两人都处在人生的晚秋季节。写秋天中积淀了色彩和品质的果实的实用价值，其实也是在勉励对方或者自己，要对人生的收获季节有充分的信心。那么从单纯的审美出发而最终落到实用，说该诗歌的创作有特定的情境也可以，只不过这一情境，超越了诗歌文本，指向了更大范围的人生现实。
在统编教材中，给每首诗都配了画，设计出特定的诗意图，依据图画来分析其体现诗歌的侧重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握三首诗歌不同特征的切入点。事实上，在实际的中小学教学中，我曾不止一次观察到，教师布置学生根据诗文内容画效果图，然后放在语文课堂上来交流，以此作为提高学生兴趣、乃至作为跨学科教学的初步尝试。
我们且看教材中的三幅图是怎样的：
第一幅图中，诗人侧身站立山道，被一片火红的枫叶吸引了，抬头欣赏着山林的美景，车就停放在他的身后。
第二幅图中，诗人坐在池边的茅草亭内，转头望向湖面，前景下方湖面有枯荷，岸边有残菊。
第三幅图中，大梧桐树下，篱笆和屋子中间的场地上，两个儿童在灯光中玩蟋蟀。
在这里，图画的笔意总体看都显得较有情趣，与文字配合而呈现的布局也合理。但毋庸讳言的是，其形象的直观性，使得诗人的一些意念，较难得到呈现。同时，又把似乎不宜直观的言外之意的含蓄境界加以直白化了。这是一种再创造，也多少是对不同形象载体、介质的无奈顺从。《世说新语》中留下的大画家顾恺之名言，所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是大家熟悉的。虽然前引的王文濡对《山行》的点评是以“诗中有画”来总结，但正如钱锺书在《读》提到的，“诗中有画而又非画所能表达，中国古人常讲”。他还举张岱点评李白的《静夜思》，认为“思故乡”是无法画的。同样，我们看《山行》，“霜叶红于二月花”是诗人心中比较得来的审美感，也很难在画面中得到体现，而在《赠刘景文》的诗意图中，让诗人坐在湖边的亭子里，转头望向湖面，这样的一种特定环境的呈现，似乎又把《赠刘景文》一诗中，本来是诗人的思绪对自然景物构成环境的超越，又重新拉回到具体的语境中，从而让这首诗在特定环境的呈现方面，跟另外两首具有了同质化的倾向。而关于《夜书所见》的画面处理，省略外乡客人的形象，直接把儿童在篱笆旁、灯光下的玩蟋蟀的情形，作为画面的主体内容，却又表现得太写实了。这样的写实，有可能会改变对诗意的理解，或者起码把诗意理解得狭窄了。因为在这首诗中，写实的主要是“夜深篱落一灯明”这一句，前一句“知有儿童挑促织”，只是诗人的推断，诗中写的是“知”而不是“见”。这里以因果前后颠倒的倒装，来说明其推断的自信，也是其自认为“知”的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篱笆旁一灯明，当然可以推断为儿童在挑促织，但恰恰在这种自信满满的“知”中，把其它的可能性排除了。如果把这种不容置疑的“知”，跟诗歌前面提及的“客情”联系起来，是容易让我们发现这种推断的主观性。这样，现实的画面跟家乡的一种记忆，有可能被贯通，儿童挑促织的富有生活情趣的画面，可能是写实的，也可能是基于记忆的一种无法得到确切验证的推断。而这种推断越主观，越是说明了其对家乡的思念之深切。这样来理解，诗歌的想象性，其诗意的张力，才有可能被一点点打开。也由于此，我个人认为，画没有儿童的篱笆旁边的一灯明，也是耐人回味的一种诗意图。
但说到底，图画中有没有儿童都有一定依据，我想强调的是，语文课堂上，学习古诗既要反复诵读，同时也可以把教材中的图画充分利用起来，在细细比较中，让学生对诗的意境和语言特点有更深入的体会，这样的努力是值得尝试的。
詹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主要论著有《通识》《重读》《统编语文教材与文本解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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